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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左翼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国外16位学者的论点

《国际视点》编辑部 · 2022-05-24 · 来源:国外书刊信息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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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极端主义的恐惧对人们的思考(通过事物)起到了威慑作用,结果造成“左派”的存在成为当前政治思想得以延续的保证。从这个意义上看,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是左派还是右派,而在于是支持还是反对共产主义革命。

  译者注:近年来欧洲右翼力量的日趋崛起和对欧洲政坛影响力的强势把控,给左翼力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但与此同时,也会给左翼力量的发展、联合或复兴带来可能的机遇。当下,该如何研判目前的情况并规划左翼的发展路径?为此,来自欧洲的16位左翼学者从不同视角和侧重点阐述了自己的主要看法,为我们观察和研究欧洲左翼思想动态带来借鉴。他们分别是:匈牙利布达佩斯中欧大学客座教授G M 塔马斯、意大利佛罗伦萨高等师范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多纳泰拉·德拉·波尔塔、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约瑟夫·马里拉·安腾塔斯、作家托马斯·法齐、法国巴黎大学人类科学基金会全球南方国家研究项目主席弗朗索瓦·韦尔热、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师阿伦·托普利塞克、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欧洲研究教授菲利普·马尔利耶、英国埃克塞特大学高级讲师比斯·梅瓜西卡和副教授安德鲁·斯哈普、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政治系教师本雅明·奥普拉特科、英国拉夫堡大学讲师安东尼斯·瓦迪斯、“第四国际”、“法国激进左翼”成员凯瑟琳·沙玛丽、波兰左翼作家安德烈·热布罗夫斯基、意大利米兰比可卡大学哲学史教师马科·范祖利、葡萄牙社会活动家、德国左翼党(DIE LINKE)党员卡塔琳娜·普林西比、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艺术和文化研究学院副教授米克尔·博尔特·拉斯穆森。

  关键词:欧洲左翼;新自由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

  

 

  1. G. M.塔马斯(G M Tamás),匈牙利布达佩斯中欧大学客座教授:

  如同历史上一再发生情况的一样,凭借现有的环境和形成的敌意,难以判断目前的形势。今天,欧洲左翼依然沉迷于实现经典的斗争目标,即反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这种倾向造成的影响依然显而易见,却不能调整自己的战略以应对新时期的保护主义与种族民族主义(ethnicism)(我在2016年《社会主义年鉴》(Socialist Register)中定义了“种族民族主义”的含义)。结果导致极右翼势力几乎在世界各地不断取得胜利。

  左翼人士不会有人会喜欢欧盟。欧盟,与民族国家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的一种工具,是极不完美的:充斥着不公平与混乱,仿佛是由一群目光短浅的腓力斯人领导着。而且正在遭受着反动政府的公然破坏,尤其是面对以前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攻击、被英国抛弃以及遭受美国新政府和普京的俄罗斯的不停歇的敌视。

  这一基本事实使得构建一支反欧洲的左翼似乎变得不可能:强行进攻我们的主要敌人——极右翼势力,就会让我们许多人对欧盟的敌视态度分化为:最好的情况是认为欧盟是没有用的,最坏的情况则是认为欧盟是将自我毁灭的。国际联盟也曾不受欢迎,但它的解散导致纳粹德国征服欧洲。当左翼力量试图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等力量进行联合或者甘愿受其愚弄时,结果通常是弄巧成拙,其行为也并不光彩。

  历史上的这一铁律在当前欧洲所面临的棘手问题中再一次得到证明。具体上说,是难民危机。一般地说,则是移民问题。其背后的原因是全球性和地域性的发展不平衡、战争爆发及生态环境的恶化。全球各地的极右翼势力有效地利用了移民问题获得政权,他们对于政治舆论的控制不是通过简单的独裁手段,而是利用名副其实的不平等感,目的是——像法西斯主义一样——消灭启蒙运动的所有遗产,并采取预防性的反革命手段来压制社会主义复兴的可能。

  而且我们看到,德国同时也是欧洲左翼中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的萨拉·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喜欢用典型的“左翼民粹主义”风格来阐释排外主义、反移民和反欧洲的陈词滥调。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这无益于帮助我们指明当今世界和我们所面临的主要危险——后法西斯主义政治统治和资本主义自由的沦落。

  2. 多纳泰拉·德拉·波尔塔(Donatella della Porta),意大利佛罗伦萨高等师范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

  建立另外一个欧洲,我们还有时间吗?早在2002年11月,在佛罗伦萨召开的第一届欧洲社会论坛上,数以万计的活动家和社会运动组织者对于如何建立一个社会性的、包容的、民主的欧洲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建议。而到了2018年11月,也就是16年之后,使欧盟走向进步方向的些许希望已经被与日俱增的不平等和不断滑坡的民主质量所击碎。

  欧盟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以盲目地捍卫新自由主义教条为方向,赤裸裸地表明其根本无法兑现经济繁荣的许诺。在这场危机中,欧盟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但其造成的民主赤字愈来愈严重,运行极不透明,且对民众不负责任。在这种背景下,进步力量发现,现在谈论欧洲问题,更别说从欧洲层面组织起来,已经变得越来越难。随着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不断扩展其欧洲怀疑论主张,左翼力量再提出自己的主张,已经变得愈加困难。

  与此同时,随着财政紧缩政策的残忍实施,加上左翼力量无力提出更包容的措施来应对移民问题,人们对于改革欧盟制度可能性的信心已经开始动摇了。而且,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导致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使欧洲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现象愈加明显,助长了一些国家捍卫民族主权的呼声。

  但是,虽然欧盟决策是在欧洲层面上进行的,但我们的抗议要在挑战本国政府上下功夫。随着欧盟各国政府的选举越来越走向极端化的情况下,这一点显得更为关键。面对右翼的巨大威胁,进步的运动需要向人们阐明可选择的替代方案。简而言之,即使形势越来越难,我们越来越需要思考“另一个欧洲”的问题。

  3. 约瑟夫·马里拉·安腾塔斯(Josep María Antentas),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南风》(Viento Sur)杂志编委:

  欧洲左翼毫无疑问面临着无数挑战。我们可以将这些挑战归结为建立99%人的国际主义[m1] 上,需要对欧盟采取一致性的批判,组建跨界限的政治行动,形成多元化的政治主体和社会主体,与我们这样一个碎片化、多样化的社会相契合。

  欧洲一体化成为资产阶级推进永久性新自由主义重组的一种工具,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去政治化”和政治本身的“空心化”等新自由主义目标。然而,目前欧洲左翼仍然难以有说服力地批判欧盟,而排外主义的极右翼势力已经把对欧盟进行正面攻击列为他们的关键问题之一。

  目前左翼面临着双重战略危险:把批判欧盟的专属权让给了极右翼,或者接受极右翼力量基于民族主权的排他性而拒绝欧盟的政治主张。基于此,任何反对欧盟的策略都离不开国际主义。倡导民族主权,但不能抛弃国际团结与合作,而且任何抵制或脱离欧盟的方案应当和提出欧洲国家一体化与合作的新模式相并行。

  至于采取斗争的范围,左翼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辩证地阐明地方斗争、民族或国家斗争,以及国际层面的斗争之间的关系。目前并不是反对这些斗争层面的问题,而是通过某种机制性、操作性和纲领性的方式尝试将这些斗争联合起来的问题,正如丹尼尔·本赛德(Daniel Bensaid)称为“斗争空间的浮动”。当前反对紧缩政策的斗争阶段严重受制于将民族国家内的斗争置于首要位置的做法,以及国际协调性行动和斗争的有限性,尽管一些重要的斗争已经开展起来,如召开“另外一个计划”(Plan B)的会议、抵制“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只发生在一些国家内部)。因此,加强跨界限的行动和共同思考的能力成为当前左翼面临的优先战略选项。

  国际主义同时兼具一种“国内”属性,即在种族、文化和语言等层面愈加多元化且个人主义化与碎片性日益凸显的社会里建构起集体性的团结。左派的一些立场如主张对移民和政治避难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本质上是玩弄“排外主义”,因此虽然自称是与右翼力量对抗,其实是为右翼的主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尽管他们宣称是为了捍卫工人阶级立场,而实际上恰恰是否认了真正的阶级政治学。种族主义深深“内嵌”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之中,而反资本主义或者反紧缩政策的左翼力量却不是反种族主义者,事实上缺乏真正能够实现解放的战略潜力。

  4. 托马斯·法齐(Thomas Fazi),作家、记者,著有《为欧洲而战》(2014年):

  虽然左翼在一些欧洲国家取得一些进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里,右翼和极右翼势力更有效率地利用了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这一点正如本人和比尔·米切尔(Bill Mitchell)在《重建国家》(Reclaiming the State)[1]一书中所指出的,是因为在目前缺少有效的国际代表机制的情况下,他们是当前能够回应人们广泛要求提升民族或国家主权的唯一力量,再一次加强了对当前政治和社会的控制力度。

  那么,在面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出现的诸多问题时,为什么左翼力量不能提出一种替代性的、进步的国家主权观呢?答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多数左翼立场都接受了这样一种错误的叙述逻辑,即民族国家已经被新自由主义和(或)全球化彻底废弃,任何有价值的变革只能通过国际或超国家层面才能实现。

  这一点在欧洲诸国的争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即尽管欧盟和货币联盟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已经显现,但左翼依然相信这些组织,并且认为可以通过渐进的方式来对其进行改革,而事实上恰恰相反。

  然而,这一立场带来了诸多问题。第一,忽视了这样一种事实,即欧盟本身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架构恰恰带来了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劳动者的弱势地位、人民主权的丧失,等等。欧盟本身的设计恰恰是为了抑制那些进步的融合主义者或联邦主义者所提出的这种激进性变革。因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欧盟是无法被改革的。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这一立场等于是要放弃与右翼势力追求后新自由主义(post-neoliberal)霸权进行斗争的政治战场。我们不难发现,如果只能从全球层面或者欧洲层面出发,才能实现进步的变革,换言之,如果替代目前现状的方案就是让选民们在反革命的民族主义和进步的全球主义两者之间进行选择,那么左翼就已经输了。

  然而,并不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进步的、解放性的民族主权观不一定以牺牲欧洲的合作为代价。相反地,有充足的证据表明,紧紧抓住单个方面,加剧欧洲内部的分裂并引发广泛性的社会动乱,现在也不利于欧盟本身存在所带来的好处。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真正价值在于整个欧洲形成统一的治理准则,采取多边合作的方式,共同面对诸如移民、气候变化、人口贩卖等单个国家难以解决的全球关注的问题。至于各国政府所采取的财政和金融措施,需要用来解决本国居民的福祉问题,但不能损害国际合作为代价。相反地,它推动不同主权国家之间的多边主义合作,将为新的欧洲一体化方案——更大意义上是新的国际(主义)秩序奠定基础。

  5. 弗朗索瓦·韦尔热(Francoise Vergès),长期从事于反种族主义女权运动,现为法国巴黎大学人类科学基金会全球南方国家研究项目主席:

  (一)挑战:

  现在是欧洲左翼祛除其家长主义作风并反思自己在哪些方面“亏欠”反种族主义者、反殖民主义和去殖民化理论和斗争的时候了——如果为时不晚的话。既要反思在追求自由、平等的反奴隶制斗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中所学到的东西,也要反思自己的不足、盲点和体制性的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

  左翼力量必须积极开展自身理论、实践、组织和机制中的去种族主义化和去殖民主义化工作,不是作为一种讨论的话题而置于一边,而是必须列为讨论的核心问题。必须阅读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阿米卡·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玛丽亚·卢戈内斯(Maria Lugones)等人的著作。必须深刻理解“欧洲是如何让非洲发达不起来的”,以及左翼是如何从白人至上理论中获利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政治上的反种族主义斗争,世界上不存在“阶级”、“种族”和“性别”,而是存在着“种族化的阶级”、“作为种族工具的性别”、“捍卫剥削正当化的种族概念”以及“歧视”和“谋杀政治学”。必须“解决”种族资本主义和去殖民化的女权主义。

  (二)机遇:

  只有在欧洲——一个对全世界进行无休无止的征服和占有从而导致自杀、屠杀、战争和生态破坏频发的大陆——才能产生去殖民化的理论与实践。虽然不是欧洲发明了战争,但它将自己全部的精力、想象力、军队、学校系统和科学技术知识等用于实现重构世界的目标。

  艾梅·塞泽尔教育我们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回归效应”(return-effect)不可避免将导致欧洲人对自己的破坏与谋杀。弗朗茨·法农[2]邀请我们远离欧洲,逃离欧洲的死亡天性。但是我们许多人生活在欧洲,不愿意离开。变革的机遇来自于那些对于自由、平等、性别、种族或民主有着其他认识和思维方式的欧洲的男男女女。

  但是现在我们中的很多人也已经厌倦跟白种人提起种族问题。的确,只要左翼人士不想承认自己也是白人,不想弄清楚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欧洲人是如何发明“白种人”概念的,当前的机遇也会变成另一个丧失的机会。

  6. 阿伦·托普利塞克(Alen Toplišek),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师,著有《危机中的自由民主: 反思新自由主义政府主义下的反抗》(2019年):

  当今欧洲左翼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通过替代性的民主方案来动员广大群众,对抗民粹主义极右翼势力的增长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进程。相比之下,民粹主义的极右翼势力更加成功地把握住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余波和难民危机的机会,在欧洲的一批国家掌握了政治权力,他们在匈牙利、波兰和意大利出任总理职位。目前来说,左翼力量只在希腊取得了一定进展。

  在匈牙利、波兰以及近期的意大利,政府中民粹主义的极右翼势力采取的措施似乎是要取代欧盟的政策,其中不仅仅包括移民和政治庇护的政策,也包括越来越多的经济政策。匈牙利和波兰等国银行系统、能源公司的再次国有化以及降低零售和新闻部门的外资持股份额的尝试都是例证。意大利无视欧盟财政规则的限制,计划重新制定养老金制度等,也同样如此。

  左翼有机会提出替代性的经济政策方案,能够重构经济制度,使其更多地处于民众的掌控之下。这一任务的完成不是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简单修修补补,让民众有更多的代表权,更重要的是要强调治理质量,进而把经济权力掌握在民主国家手中,让国家控制财富的分配,逐步使低、中等阶级也能共享经济成果。这是对欧盟制度框架的严重挑战,其中包括稳定与增长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和欧元计划本身、竞争和国家补助条例以及“欧盟学期”(European Semester)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如就业、福利事业和个人所得税等。

  这一任务需要控制民主人士之前支持欧盟的言论,同时通过议会手段、公开斗争和国家自主权等手段来挑战欧盟的限制性规则。这种激进性民主变革背后的主要动力因素不仅仅是民粹主义极右翼势力所带来的政治挑战,也包括欧盟成员国之间日益严重的发展不平衡以及东欧与南欧国家所处的附属地位。

  在欧盟以外,左翼需要把实现决策的国家自主权和工业发展战略的独立性放在优先位置,而不是获取欧盟资格。上述措施的实施需要确保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提升本土化生产能力、促进国际经济合作,而不是通过欧盟国家之间的竞争来实现。

  如果左翼依然认为民主具有重要意义,并希望自己坚持做一支真正的民主力量,就必须向过去二十年里使欧盟更加趋向于“技术威权主义”的制度与法律发起进攻,并着手构建一种更有效率的民主替代框架。

  7. 菲利普·马尔利耶(Philippe Marlière),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欧洲研究教授,研究领域:法国社会主义、欧洲社会民主和左翼民粹主义:

  左派的核心价值追求与存在的意义在于让所有人享受平等的机会和发展成果。因为只要存在着左派,他们就会这么做。

  保守主义者、自由市场信奉者和法西斯主义人士对于为所有人创设公平、包容和多元化的环境没有丝毫兴趣。具体来说,保守主义者以捍卫传统为说辞,为的是确保特权的永久存在;而自由市场信奉者首要的目标就是获取利润。

  左翼人士纷纷投身于实现社会公正,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正如每个人渴望拥有更友爱、更安全的生活一样。但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在今天这样充斥着资本主义剥削、贪欲、竞争、民族主义或性别歧视的世界里,如何去推进和建立一个“更平等”、“更公正”的社会呢?

  我们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通过积极地推进民主,真正的民主,而不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的质量低下的、虚假的民主。这一虚假民主的形式主要包括我们要接受这样一种教育:即顺从于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服从于政府的基本政治制度。

  那么,真正的民主是什么?它可以是直接民主或代议制民主,也可以是广泛性的民主,也可以是民族的、地区的或本地的民主。它的含义是我们的每一个人不管水平和自身的秉性如何,都该在政治决策中拥有真正的话语权。这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掌握政权或在政治上表现得活跃,而是意味着每个人应该拥有了解政治决策的过程,并在认为这种决策有损于自己的利益时,能够真正地阻止它。

  以新自由主义为例,它让极右翼势力在许多欧洲国家粉墨登场,污化了欧洲一体化方案的名声,挑唆英国脱欧,并且让世界亿万人民陷入贫困的境地。从20世纪70年来起,不负责任的金融寡头和政治寡头们将新自由主义政策强加给世界各国人民。这种寡头统治的立论依据是:富人们只有变得更富,才能有能力把财富重新分配给普通民众。

  我们该如何实现真正的民主呢?世间没有现成的答案。可能通过一些限制与监督政客权力的方法,比如人们能够拥有撤销他们职位(其中也应包括总统和总理)的权力,严格落实政府和政治机构官员中的性别平等制度,实行全民投票或者参与式财政管理等任何做法都行。

  最后,由于左翼力量致力于实现人人平等和真正的民主,因此必须对权力持怀疑和鄙视态度。权力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绝不是目的本身。任何健康的民主模式都应当清除掉政府中那些痴迷于权力的狂妄之徒,终止那些对人们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决策。

  8. 比斯·梅瓜西卡(Bice Maiguashca),英国埃克塞特大学高级讲师,主要著作:《从女权主义角度看待全球正义运动》、《性别、权力和左派政治》;安德鲁·斯哈普(Andrew Schapp),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副教授:

  虽然左翼被描绘成一个有组织的政治群体,但却秉承一套混杂的政治态度和立场。目前左翼面临的一个明显挑战是如何赢得和守住政权。但是如果认为左翼只有通过集体性的声明和行动,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问题就变得复杂多了。左翼政治就必须要回答三大历史性问题:它代表什么,为谁代言,如何才能实现其解放的目标。

  就第一个问题来讲,我们面临着一个关键性的挑战来源于指称我们时代本质的“民粹主义”的强势地位。这种观点指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被文化割裂、民族主义呐喊和自私行为“定义”的世界里。在这一崭新的时代背景下,左翼活动家们的乌托邦想象在最好的情况下被认为无关紧要的,而在最坏的情况下,被认为是一种危险的错乱。在英国,当前“红色工党”与“蓝色工党”之间的紧张状态以及2017年人们短暂地将“科尔宾主义”定义为“左翼民粹主义”的做法证明了在这样一个“大肆宣传民粹主义”的时代,从意识形态上对左翼政治进行定位是有难度的。只有左翼政治坚决阻止人们就支持民粹主义或反对民粹主义进行错误的选择时,才能有能力重构21世纪社会主义的想象。

  关于第二个问题,左翼政治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如何扭转广大工人阶级倾向于支持右翼政党的明显趋势。但是如果不再以阶级标准进行划分,那么今天谁会是接受左翼行动主义宣传的合理受众呢?随着全民投票的痛苦依然萦绕不散和脱欧主张的若隐若现,英国工党继续努力解决其自身面临的占绝大多数工人阶级、支持欧盟的党员与选民基础之间的分裂问题。选民基础中的许多人是工人阶级和脱欧支持者。让问题进一步走向复杂化的是,越来越多的少数种族群体和妇女也加入了这一阵营。由于相比于阶级政治,貌似该党更加重视身份政治,因此越来越多地遭到人们的指责。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只有左翼政治阻止人们在“阶级政治”和“身份政治”之间进行错误的选择,才能够培养那些在过去几十年财政紧缩政策中被边缘化的人的团结意识。

  最后,在实现奋斗目标的问题上,英国左翼政治人士正在受困于“运动主义”(movementism)和“议会主义”(parliamentarism)的双重挑战,既要在市民社会中建立自己强大的根基,又要在国内追逐选举权。应对前者需要采取一种策略,能够囊括社会上被忽略的群体,聆听和学习基层活动人士的经验和教训,并把他们转化为左翼的选举支持者。英国工党在党内青年组织“动力”(Momentum)的帮助下,已经认真地开始了这项工作。为了应对后者而建立左翼政党“进步联盟”的建议越来越饱受争议。到目前为止,工党依然秉承自己的观点,蔑视绿党提出的在选举上进行合作的倡议。左翼政治首要的问题是反对在适应政府规则和推动社会变革之间做选择,致力于构建政党之间的联合政治。

  9. 本雅明·奥普拉特科(Benjamin Opratko),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政治系教师:

  通常情况下,想要用简短的话语回答一个庞大的问题需要首先声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左翼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资本主义越来越依靠威权主义国家权力来实现政治管控和社会稳定。正如葛兰西所曾经指出的,资本必须建立起自己的霸权,即精确地校准“强迫与同意的结合,使其相互平衡,不使强迫远远凌驾于共识之上”。当实现共识的物质基础(比如绝大多数工人阶级拥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和商品购买能力,福利国家能够提供一定水平的社会保障)不足时,统治阶级将不得不重新校准“强迫与同意的结合”(combination of force and consent)——比如通过挑唆种族主义和威权主义情绪的散播。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霸权的危机”(crisis of hegemony)或者“威权的危机”(crisis of authority)。在这种危机中,威权主义政党和运动可能迅猛发展,旨在恢复原有秩序。

  正如我们在欧洲所见到的,这不是自然形成的。“欧洲”是一个深度分裂的政治空间。虽然一些国家的左翼政党和运动组织采取了进步性的方式来应对这种霸权的危机,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极右翼势力再次成功地建立起霸权主义统治,即威权的民粹主义统治。这种情况在前华约组织的许多国家里出现,比如匈牙利和波兰。最近,奥地利和意大利也加入其中。

  在奥地利,极右翼联盟在2017年10月选举之后上台执政。由此开始了对国家福利制度和工人阶级权利所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冲击,严重威胁着公民自由和民主制度。去年,他们通过了一条延长工人最长工作时间的法律,将过去的每天最多10小时延长到12小时,周工作时间从过去的40小时延长到60小时。当前他们正打算削减社会福利,引进以德国失业救助金(Hartz IV)为模板的劳动力市场改革。这一制度在过去的十年间给德国带来一大批不稳定的低收入群体。除了上述政策之外,还发起了对生活在奥地利的移民、政治避难者和穆斯林的种族主义歧视,极右翼人士渗透至警察、军队和情报部门内部,越来越多地对新闻媒体进行政治镇压。

  在此背景下,因为要不断地回应右翼的政策,左翼认识到自身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他们不得不主张至少维持住现状,即使资产主义国家的社会和民主制度并不完美,甚至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受困于防御性的斗争形势,奥地利左翼似乎无力提出一种积极的、应对未来挑战的主张和战略,以超越呼吁福利国家回归(是不可能的)的主张。左翼需要一系列的措施来应对未来几十年的诸多重大挑战,如避免生态灾难、再次组织生产性和再生产性的劳动、适应流动性主体的民主。只有那样,左翼才能提出一种真正可以替代技术决定论的新自由主义与右翼倒退的威权主义幻想的主张。

  10. 安东尼斯·瓦迪斯(Antonis Vradis),英国拉夫堡大学讲师、《政治地理》杂志副主编和《城市》杂志高级编辑:

  我喜欢回忆起一个时代——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它就发生在不久之前——在那个时候,对每个人来说,辨别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什么是正确的事情,要容易得多,这取决于他们的认知立场。在某种程度上,那是一个更简单的时代,尽管当时的残忍并没有给任何形式的正面回忆留下太多空间。当然,这些残酷的时代造成了巨大的分歧,反过来,这些问题又使你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更容易处理:当你面临在希腊游击队抵抗中选择上山,还是被流放、折磨或死亡时,“谁是左派”就更容易看清。

  “该怎么办”的问题也以某种方式被归类了——抵抗、甚至是从占领军手中解放出来的胜利或任何类似于民主机器的恢复,似乎只是一种短暂的幻想。今天,当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历史讽刺的时代。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争夺世界霸权的两大阵营现在已经演变成一个迷失方向、内向、混乱的单一团体时,左派(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包括为争取更美好世界而战的那些人)同样被吸引并迷失在这个团体中。“现实主义”的致命灾难将进步政府拖入了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体系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

  如果说“欧洲左翼”面临着一个挑战的话,那么,这肯定是从他们的思维模式中去掉这两个小词:“欧洲的”(of)和“在欧洲的”(in)。不再认为自己是“欧洲的”主流左翼力量[m2] ,这必然会引发一场足够有吸引力的辩论,仿佛这样一来,历史前进的步伐可能会停下来,甚至会改变方向。也必须停止认为自己视为“在欧洲的”左翼[m3] ,好像它永远受制于我们大陆的社会民主主义所带来的巨大谬误,好像它必须将自己局限于源自这片土地的思想传统。

  11. 凯瑟琳·沙玛丽(Catherine Samary),“第四国际”、“法国激进左翼”成员,研究领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与欧洲制度转型:

  21世纪的左翼将在欧洲层面建立起来,不是反对,而是在民主和平等的基础上,巩固所有人的权利。这种定位既反对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也反对民族主义排外思潮。

  应当将捍卫所有人的民族权利、社会权利和民族权利转化为欧洲层面的民主协调机制,批判现有的贸易体系,提出替代性的方案。同时要采取“不服从”的姿态来展开民主斗争,反对资本主义政府通过非民主方式所制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已经严重地侵犯了人权、破坏了生态环境。

  应当解决欧洲左翼缺少话语权、力量孱弱和组织严重分化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希腊人民来讲)。这种“不服从”必须以实现进步的、平等的欧洲为基础,这是应对建立一种“破坏性”的欧盟以及任由极右翼逻辑推动民众抵制“他者”——(伊斯兰教中的)“入侵者”,“非真正的公民”威胁到“民族身份”或“欧洲身份”的主张。

  欧洲左翼应当呼吁建立一种替代性的联盟,总结归纳(不是完全破坏)过去取得的成绩,维护人们的团结,捍卫人的民主选择权,而不是去制造竞争、财政倾销和社会倾销。必须基于民主和国际主义准则,批判通过非选举产生的欧洲实体(“欧元集团”、欧洲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欧洲理事会),这些实体越来越发挥着威权主义的作用。

  欧洲实体这种威权主义的、倒退的发展倾向是当前欧盟危机的根源所在,但是反而被认为是一种推动欧洲建设的改善之举。这样的欧洲联盟是无法通过民主方式解决所谓“难民危机”的,因为它为了自身的利益破坏了其他国家的民主权利和团结。马克龙把自己的政策伪装成“站在欧洲全局立场”、“进步的政策”,而实际上却违背了意大利或匈牙利的利益。欧洲左翼必须揭穿这种错误的困境和意识形态表述的本质。

  欧洲左翼应当抵制关于欧洲历史的所有虚构的故事,应当创新性提出共产主义解放的话语体系,反对一切将过去的革命历史诋毁成“古拉格集中营”的做法,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主张没有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的其他社会制度)和所有压迫、歧视和控制(阶级的、性别的、种族的和政治的)的社会关系。饱受上述种种压迫的所有群体通过自我组织起来,并采取彻底的、多元主义的、民主的方式进行辩论和行动,是形成一个强大的可替代的左翼“集团”的前提条件。

  这需要左翼通过积极的方式来克服现有的“政治”危机,提出促进政治民主(平等)运行的具体形式。既需要建立新的社会、政治机构和团体,又需要通过具体的可能实现的替代性方式来组织一个新的社会,从而能够保障人的利益、社会权利,以及在地区整合的维度上来保护环境。

  12. 安德烈·热布罗夫斯基(Andrzej ?ebrowski),波兰左翼作家、《工人民主》杂志编辑:

  今天,法西斯主义者甚至是法西斯主义政党已经在很多国家取得重大进展,他们组织的示威游行越来越多。政治格局已经彻底动摇了。在许多情况下,对老牌政党的支持几乎消失了。

  在前东欧集团国家,针对穆斯林、犹太人、罗姆人、移民和难民的极右和种族仇恨的运动也在加剧。与此同时,美国的特朗普、菲律宾的杜特尔特,以及巴西的杰尔·博尔索纳罗等人的当选表明,种族主义右翼势力的崛起是一种全球现象,而不仅仅是欧洲现象。

  这些进展植根于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既然主流政党的存在是为了管理资本主义,他们就不能指责社会上层。相反,找替罪羊的机会增加了。这使得极右翼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塑造全球体系的关键性阶级划分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大企业、金融机构和国家的首脑以及它们的国际机构,如欧盟;另一方面,是工薪阶层。大企业的利润来自于对工人的剥削。因此,当工人们反击时,普通人的力量得到了最有力的展示。

  这对左翼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是多数派。大多数人并不是邪恶的种族主义者,他们憎恶法西斯主义。左派的力量在于开展运动、组织街头示威和支持罢工。最近在德国和英国,我们看到了大规模反种族主义示威的发生。

  我们不能向种族主义妥协。有人说,我们必须倾听人们对移民的担忧。但是,人们对恶劣的住房条件、低工资和糟糕的工作条件的真正担忧与社会上层所散布的有关移民的种族主义谎言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左派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种族主义不是人们对希望生活在另一个国家的人的自动反应。

  左派必须在政治上干预各种运动和工人的斗争,并且应该认识到,议会选举可以是加强斗争的一种方式——但永远不能替代斗争。

  国际团结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我们的统治阶级总是能够用我们与他们共同利益的谎言来破坏我们的斗争。我们的阶级是国际主义的。这种国际主义最重要的基础是欢迎移民的。

  本身压根非民主的欧盟所宣称的虚假的国际主义,不可能成为建立这种团结的手段。欧盟的政策直接导致了地中海数千人的溺亡。

  左派应该有自己的国际协调机构,例如2019年3月16日或前后,为纪念联合国反种族主义日而举行的反种族主义示威活动的国际动员。

  左派必须通过强调阶级团结来破坏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反对虚假的国家利益观念。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大众化对于击败加剧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意识形态至关重要。

  最重要的是,激进和革命的左派必须与那些不完全同意我们的观点,但是在诸如反种族主义、反法西斯主义、捍卫妇女选择权、性少数群体权利,当然还有工人罢工等具体问题上斗争的人联合起来。否则左翼的力量就会弱小,我们的斗争就会遭到削弱。

  要记住,我们这些普通的工人阶级是社会上的大多数。

  13. 马科·范祖利(Marco Vanzulli),意大利米兰比可卡大学哲学史教师,曾在法国和巴西的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欧洲左翼运动应该共同发展,对欧盟制定的经济模式做出共同判断。这样的过程曾经开始过,但现在已经停止了。欧洲左翼阵营普遍处于被击败或防守阵势(尽管也存在一些相反的情况,比如葡萄牙或英国科尔宾领导的工党),在国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封闭。

  一方面,社会民主模式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一般而言——尤其是意大利和其最近的历史——这种模式之所以受到青睐,是因为经济增长(即所谓的“光荣的30年”)和各政党之间的横向联盟,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成为跨阶级的组织。但到了90年代,当经济趋势发生变化时,欧洲左派已经失去了与现有劳动力的联系,他们不再准备为工人阶级利益挺身而出。他们模仿“没有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的其他社会制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

  另一方面,其他左翼政党不断崛起,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对公民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作为一个普遍的历史趋势,他们最终遭遇了与社会民主党同样的命运。这是因为这些左翼政党通过竞选来维持他们在行动中的中心位置,所以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达成选举协议。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即错误地认为可以继续使用旧的社会政治力量和政治形式。他们很难改变把支持工人的运动视为“工人主义”(workerism)的习惯。而社会与社会力量已经发生改变。

  右翼出现了新的政治联盟,或声称属于左、右之外的模糊地带(比如地中海欧洲国家的反体制运动)。所谓民粹主义运动和政党之间的共识越来越多,而且弃权选举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所谓的后民主时代,问题的关键在于代议制民主。反体制运动声称,他们将直接公民权置于新型民主的中心位置。

  如果要从欧洲左翼的衰落中吸取教训的话,那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这必须与反体制运动所宣称的“直接民主”区分开来。左翼的未来依赖于自下而上的新的、自发的运动的产生。在纯粹公民(pure citizenship)和同质化(跨阶级)公民社会的反体制意识形态之外,左派必须设计和开展新的活动,重点关注劳动剥削及其条件和阶级构成,在世界秩序中将国家层面和欧洲层面的阶级差异联系起来,将整个民族置于边缘位置。这是一个只有真正的左派才能承担的任务。

  14. 卡塔琳娜·普林西比(Catarina Principe),葡萄牙社会活动家、德国左翼党(DIE LINKE)党员、《雅各宾》杂志编辑:

  2015年在许多方面是欧洲左翼的决定性一年。激进左翼联盟领导的希腊政府所带来的希望被后来它对欧洲列强的投降抵消了。但希腊的进程开启了新的争论,揭示了采取新的政治立场的必要性。

  在此之前,虽然一些左翼的传统一直对欧盟一体化进程及其新自由主义性质持批评态度,但也可以公平地说,大多数左翼政党对欧盟本身持积极的态度。主要是欧洲左翼政党支持联盟的改革,反对脱离联盟的必要性。然而,在2015年之后,随着欧盟面具的揭开,左翼政党需要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更加明确的立场。这只是部分完成了,而且这场争论——远远没有得到解决——今天处于一个新的水平上。

  其次,可以公平地讲,希腊的局势标志着(现在已经自由化了)传统社会民主政党终结的开始,这个过程我们现在称为“传统中左派政党的崩溃”(Pasokification)。尽管他们如何才能找到复兴的策略仍然是个未知数,但这给左派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如果我们所谓的“新左翼政党”(new left parties)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引发选民对传统政党的不满,事实是,尽管他们受到侵蚀,这个过程并没有发生。实际上,一些左翼政党已经采取了间接实现复兴的路线(见葡萄牙或西班牙政府的情况)。撇开宏大的考虑不谈,如果左翼要超越今天的成果,就需要采取一些新的方案和实践,将自己与那些主张采取新自由主义和财政紧缩政策的“极端中间路线”(extreme-centre)政党区分开来。

  第三,任何以获得国家权力为目标的左翼力量都必须建立在街头政治和有组织的劳工的基础上。当然,这不是什么新想法。但这可能是从希腊学到的、争议较少的教训之一。我认为,如果不理解这些运动与政党(复杂)关系的核心重要性,就不可能理解激进左翼联盟成功(以及后来失败)的原因。如果左派想要建立持久的阶级基础和获得群众支持,他们就不能依赖那些动荡的选举时刻。依赖选举的手段不仅会让我们自认为比实际的力量更强,而实际上是用策略代替了战术,把斗争工具(即选举)变成了斗争目的本身。此外,将实际的团结转化为政治行动,也应该成为我们对抗极右翼势力增长的启示之一。

  为了总结上述这些困境,我想简单地回答一下,即左派需要制定民族国家层面上的、实际上能够结束紧缩政策(即使与欧盟发生冲突——他们也会这样做)的方案和要求,在基层和劳工组织的基础上进行重新定位,建立实现阶级团结的国际网络以及围绕这些政治主题的国际协调机制。

  15. 米克尔·博尔特·拉斯穆森(Mikkel Bolt Rasmussen),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艺术和文化研究学院副教授,著有:《从危机到起义》、《占领运动之后的黑格尔》以及《特朗普的反革命》:

  在欧洲,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英国、德国和法国,从荷兰到意大利和希腊,出现了强大的民族主义和后法西斯主义运动,对原本能够与北非和中东遗留的革命运动结盟的欧洲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自2011年以来,席卷欧洲的占领运动和反紧缩运动是近30年“一边倒”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占绝对优势地位——译者注)之后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尽管跨国界的“糟糕时代”使得工人建立联盟变得非常困难,但他们对现状的拒绝指向了一个新的可能的革命立场。这一立场目前还处于萌芽阶段且非常脆弱,但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竭其所能地试图阻止人们对另一个世界的憧憬。

  面对后法西斯主义的再次出现,重要的是不要陷入反法西斯的陷阱,因为左翼推迟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政治谱系上看似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力量进行合作。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所根深蒂固的东西,用来在危机时刻避免资本主义体系走向崩溃,并且阻止任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严重挑战,具有明显的镇压革命的功能。因此,对后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必须包含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批判,这可能需要对“左派”这个术语本身以及它如何促进西方民主制度的再生产来进行批判。

  对于革命观点而言,左、右的政治谱系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往往主要是为了不至于导向歪曲讨论,从而排除任何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批评。往往是通过左、右分化的方式,在无意识的政治反应的基础上,制造政治同情。这种一分为二的方法在西欧产生的政治影响往往是左派和右派投票者之间出现惊人的分歧。这不是与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相应统一的结果,而是由左、右模式的数理逻辑引起的。这个数理逻辑造成了人口的两极分化,割裂了社会群体。人们被分成两个差不多对等的政治团体,它们之间是相互对立的。一分为二的方法所造成的两极分化“自然地”赋予了中央的特权,以及实现双方政治妥协的可能性。

  当然,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绝不是温文尔雅的!从核心问题上讲,它是激进的。最普通的生命——人类、地球和生物圈——都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威胁。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应该也是激进的——即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但在左、右的政治谱系里,激进主义和革命观点表现为“极端主义”的形式,充满了负面的联想,被描绘成盲目的激情和恐怖。因此,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式就被放弃了。对极端主义的恐惧对人们的思考(通过事物)起到了威慑作用,结果造成“左派”的存在成为当前政治思想得以延续的保证。从这个意义上看,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是左派还是右派,而在于是支持还是反对共产主义革命。

  注释:

  [1]William Mitchell and Thomas Fazi,Reclaiming the State,Pluto Press (September 20, 2017)

  [2]弗朗茨·法农(法语:Frantz Fanon,1925年7月20日-1961年12月6日),法国马提尼克作家,散文家,心理分析学家,革命家。法农也是近代最重要的黑人文化批评家之一,以黑人的角度探索黑色非洲,并使得非洲研究真正受到西方学界重视。在法国完成医学学位后,于法国及阿尔及利亚两地行医。在法期间,法农完成了《黑皮肤、白面具》,书中道尽身为黑人知识份子在法国的境遇。在阿尔及利亚则完成了《地球上受苦受难的人们》,深度探讨阿尔及利亚人被法国殖民的痛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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